黄东速，江油作家协会成员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听从内心的召唤，在文字的花园里朝花夕拾，自娱自乐，把写诗作文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，随性随情而写，在文字的风景里忘掉尘嚣，忘掉时间。有诗文散见于报纸、刊物。

　　灯光球场，顾名思义、简而言之就是灯光下的球场。但这个简约直白的名词背后镌刻着历史属性和时代色彩。这个命名是怎么来的，却无从说起，就像很多黒云漂浮于星空，却说不出月光和黑夜。如果你现在说灯光球场，听者只能捏住这个名词的外壳，而触摸不到内核，就像一些被旧时光濡湿的事物，只盛开在岁月彼岸，只嵌进了那个时代很多人的狂欢和落寞。

　　黑幕降临，灯光稀弱，心火凋零，万籁俱寂，世界沉浮于黑暗汪洋，一点如荧火虫般可怜的光亮都如黄金般闪烁。人体内部隐蔽着飞蛾的趋光性，但不是扑火蹈死，而是在光亮中消弥黑魅和孤寒。在我的少年时代，也就是七十年代，周围的厂矿生活区都有灯光球场，那是沐浴尘嚣和黑暗的地方，也是生活的沸点、焦点和中心

　　有组织的群众大会（比较多的是批斗大会）、文艺演出、体育比赛、放电影等，抑或是无组织的厂矿子弟无聊而有趣的游戏和玩耍。为什么选择灯光球场？一个很大的原因是——那里有光。只有人类才拥有自己的光，就像《圣经》里说，上帝说有光，于是便有了光。只是在那个年代，人们不信上帝，不读《圣经》，只信伟人的红色语录。在灯光下，人拥抱光明，或者光明拥抱人。有了光明，人就有了透彻的理由、存在的意志和不灭信心，以及对峙黑暗的勇气和力量，甚至还有从自己身体走出去的另一个自己——身影。即便这些都是错觉，但因为是美妙的错觉，人们也愿意被光迷感。在灯光已不是稀罕之物的今天，已经找不到群体性如此之高的场所了，一切都小众化、个体化、隐私化，稍微热闹一点的是跳大妈舞的城市广场，以及市井街巷星罗棋布的密室般的茶馆，人们更喜欢钻进孤僻而隐秘的蚁穴里，蛀空瓷实的生活和薄如蝉翼的心。

　　灯光球场有大有小，大一点的比足球场还大，小一点的只有篮球场大。它是厂矿子弟最喜欢的地方，在这里，黑色的潮水无声退去，给灯光让出一片不大不小的地方，空旷的球场包容安静和喧嚣，坚韧而又微弱的光亮不动声色地撕开黑暗，穿透花季青春、薄衫少年，温暖青丝和黑眸。

　　江油长城钢厂，我所在的厂矿，四个分厂分区而建，相隔大约都是近一小时的车程。在那个企业办社会的年代，一个厂矿就是一个社会，四个分厂都有自己的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派出所、消防队、食堂等，当然也有灯光球场。生活在一分厂的我去过三分厂和四分厂灯光球场。去四分厂，是为了看篮球比赛，那里的地名被数字化，比如，二万八，二万五（可能是指面积），而灯光球场用什么数字代表，我忘了，但我第一次听到了湖北话（四分厂大都是湖北人），那种

　　莫罗，莫罗”的声调拖得很长，既像洋腔，又土得掉渣。去三分厂，是找同学玩。三分厂建在山沟里，那个灯光球场就在生活区的一低洼处，很小，只有篮球场那么大。晚上，我从同学家出来，沿着距灯光球场数百米远的山路往下走，侧身俯瞰，在一片雾一般的光岚下，一群青春年少的红男绿女扭腰摆臀，正在跳迪斯科。强劲的音乐从地上的燕舞或三洋卡式录音机奔出，撞击着被大山笼罩和压抑的身体，撞击着北方的血液和雪花（三分厂大都是北方人），撞击着这片清冷而隐蔽的山沟夜色，那些穿蝙蝠衫的北方女人娇好的身姿明亮而孤单。我住的大院旁就是一号门灯光球场，有一个多足球场那么大。最初，三面是低矮的围墙，一面是职工住的毛毡房。在我六七岁时，一场通天大火把毛毡房烧成了灰烬。那晚，月黑风高，火焰一个劲地向天空升腾，映红了半边天，仿佛要烧毁黑夜，烧灭星空。父母担心火势蔓延过来，把家里唯一的象样家具五斗厨搬了出来，然后抱着家里的物什，站在大院外，观察火势，随时准备逃离。我牵着父母的衣角，吓得双腿打颤，尿湿了裤子。火光在我的眼睛里灼烧和跳跃，像一段燃烧的舞蹈，越跳越有劲。由于油毛毡是易燃之物，而且当时的消防能力极差，大火烧了大半天，基本烧毁了一切，连地面都烧成了黑色的焦土。听我妈说，我哥在火灾后几天都惊悸不断，恶梦连连。火灾后，那一面的毛毡房也被围墙所代替。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场火灾，它的火舌一直舔舐着儿时的记忆，当我在寒夜里抚摸儿童时代时，那场大火常常灼伤我冰冷的手。

　　过了些年，在球场的西边修起了一个高两米、宽约十来米的水泥台子。开大会时，水泥台子就成了主席台。文革开始后，开大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各种群众大会基本上都在灯光球场举行。开会时，主席台上坐着厂领导，台下坐着自带凳子的职工群众，围墙上刷写着大幅标语，水泥杆或墙上的高音喇叭不时跳出嘹亮、激越的革命旋律，抑或是那个女播音员熟悉的声音。人们在这里表达革命的忠心和斗私批修的无产阶级精神。我在主席台上看到过父亲，那时，他是轧钢车间的工会主席，代表车间向大会报喜——轧钢产量突破ＸＸ吨大关。我仰望着台上年轻英俊的父亲，洪亮的声音在心里激荡出那个时代的山呼海啸。我依稀记得的一幅黑色标语：

　　打到走资派栗树彬”——栗树彬，长钢建厂时的老革命、老领导。放电影，是灯光球场最热闹的时候。在那个死水般的枯燥年代，无异于节日的降临。那天，白天都在喜悦中荡漾，天空漂浮着轻松和快乐，仿佛站在欢乐的跳板上，一头扎向兴奋而又梦幻的黑夜。午饭过后，一些性急的人就扛着板凳来到球场

　　占位置”，凳子所在的地方就是自己的“势力范围”，或是用砖块和石头圈围一块地，表示神圣不可侵犯。那些板凳五花八门，大都是自制的，长的，短的，高的，矮的，木凳，铁凳，竹椅，摆成一片，展览着那个时代的荒芜和丰饶。每一张板凳都代表着一个主人，仿佛是这块圈地的领主，神气地左顾右盼，趾高气扬。因为放电影，灯光球场成为一块磁石，吸引了那些精力过剩的厂矿子弟。下午，一些闲人就来到球场晃荡，他们一边查看自己的

　　领土”是否金瓯无缺，一边憧憬着夜色的降临。因为“领土”问题，常常发生争执，甚至打架斗殴。一旦斗殴起来，板凳、砖石就成了天然的武器。在那个以打架发泄青春荷尔蒙的年代，由于灯光球场是公共场合，一些“操哥”最喜欢在放电影时，来到灯光操场证明自己的实力，经常是一拨和另一拨肉搏得血肉横飞。那时的地域观念特别强，一个厂的子弟和另一个厂的子弟好像是天然的敌人，他们就像凶猛的雄性动物捍卫自己的领地一样，时刻警惕着异厂子弟的入侵；不同的厂矿就是不同的血统，他们为此而彼此不屑和怀恨，一旦相遇，极易擦枪走火。我亲眼目睹了长钢操哥和矿机操哥的一场大战，板凳飞舞，砖石横飞，一个矿机子弟被板凳砸破了头，一身鲜血，腥红的血花在白衬衣上盛开得娇艳而残酷。那时，两三场电影基本都会发生一起打架，打赢了的就像公鸡一样在球场来回踱步，宣告自己的胜利。可以说，那时的操哥，很多是在灯光球场操出来的。

　　但更多的是欢乐祥和的时光。人越聚越多，一些厂矿子弟就开始玩游戏，跳房，跳背，跳绳，踢沙包，斗鸡，煽烟盒，滚铁环、藏猫猫、弹珠珠弹，抓纸飞飞

　　时光在游戏中流逝，艰难、黯然的生活露出了不多不少的笑容。当夜幕四合，胖胖的水泥灯睁开了眼，球场成了名符其实的灯光球场。灯光下，是一片黑鸦鸦的观众，他们在等待一段光影击碎如磐的黑暗和孤寂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观众的正前方扯挂起了一面约两米见方的白色荧幕，就像黑夜打出的白旗，等待着声光的长驱直入。场地的后中央架起了放映机，一米多高，放映胶卷的转盘醒目而神奇，放映员神气地站在放映机旁，不时摆弄一下放映机。此刻，他是主宰黑夜的神。记得那个放映员是长着一头卷发的上海人，忘了姓什么，当时是厂里的名人。

　　一个单位的电影放完一圈胶卷后，再送到下一个单位放影。当时，主要的几个跑场单位是长钢、矿机、903、305等厂矿单位。每当关于胶卷的消息传来，就会在翘首以待的人群中引起一阵骚动。由于当时生活单调，基本上没有娱乐项目，吃过晚饭，天还未擦黑，大家就早早地来到了灯光球场，坐在自己的板凳上，等待黑夜从自己的身上踩过。我现在都忘了，观众是怎样熬过等电影的漫长时间的，那时，没有手机，无法玩短信、ＱＱ、微信，也无法看书，更无爆米花可吃，黑暗排除了一切娱乐活动的可能，能看见的只有无垠的夜色和渺远的星空。也许，群体性地依偎在黑漆漆的夜空下，是困窘、孤独的生活相互取暖的一种仪式——不知不觉，时间的河流就从身上淌过，不留痕迹，而人间的温暖如飞鸿雪泥，斑班点点。有时，一盘胶卷放完后，后续胶卷没有及时送来，大家又陷入了黑暗的等待。记得有一晚放映《红楼梦》，一直等到11点过，才开始播映，看完已近半夜。等到电影放映时，大家片刻地欢呼后安静下来。放影之前，放映员要试调一下镜头，让光柱恰到好处地打在荧幕中央。随着放映机的转动，一道白色的光柱从放映机伸出，由细到粗，就像一个倒置的圆锥体。灰尘和飞虫仿佛被照昏了头，在光柱里胡乱地飞舞。闪亮的光柱径直地踩过人们的头顶，抵达荧幕，也抵达观众饥渴的眼，世间的人物和故事便走到了人们的眼前。坐在放映机近处的观众，还能听见转盘安静地转动，如同时光流泄的声音。

　　在那个禁锢、自闭的年代，我被灯光球场的一场场电影所喂养，那些或明或暗的光影潜入体内，塑造和篡改一切，包括对异性的启蒙。人的身体是个奇妙的东西，上帝赋予了形而上，又赋予了形而下。我看《我们村的年轻人》时，大约只有十四岁左右，这部电影在那个视爱情为霍乱的年代，发出了一丝微弱的爱情呼吸，但这轻微的呼吸唤醒了身体的一些原始本能，让我心旌摇曳，勃勃拔节的身体发出了粗重的喘息。片中女主角的一笑一颦摧枯拉朽地毁灭了我的处子之心，犁开了一片原始森林，我第一次对异性有了好奇，爱慕，念想，不只是情欲，更多的是那种来自母性世界的妩媚、阴柔、软绵、纤丽、温婉、湿润、光滑的气息。这种气息严重侵蚀了我的骨肉，我根本无法拒绝，就像大海无法拒绝海岸，云朵无法拒绝天空，花朵无法拒绝花枝。她本身就在我的体内，属于我身体的一部分，只是被这部电影牵了出来，而且再也走不回去。后来，我看了那本书，知道这叫“少年维特的烦恼”。

　　也不知是哪一年，在水泥台对面的一端，修筑起了一栋二层的水泥楼。楼房的表面很奢侈地抹上了灰色、厚实、平滑的水泥，就像一座笃实的碉堡。从此，告别了露天放映的时代

　　放映机像支机枪，从“碉堡”的洞出一根光柱，准确地射中荧幕和黑暗的深处。那时的小孩经常玩打仗游戏，有时，我会望着“碉堡”，心里幻想：自己有支机枪，是那种有子弹链条的机枪，架在洞口，开火，扫射，成群的敌人倒在我的枪口下。时光飞逝，光阴荏苒。记得最后一次看的露天电影是李连杰主演的《少林寺》如今，露天电影已被时代的繁华锦绣覆盖了，坐在宫庭般的舒适影院里，我还会偶尔想起看过的一场场露天电影，那一刻，温馨难抵苍凉。

　　在那个生活单一、乏味的年代，厂里每年都要搞一些体育比赛，篮球、排球、拔河、羽毛球等，由于场地限制，基本没有足球比赛。这些比赛大都在灯光球场举行。参赛单位给每个队员发放了印有单位名称的一套运动装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，这也算是一笔不小的福利。比赛期间，赛事活动成为全厂关注的焦点，人们关注每场比赛的胜利、谁会夺得冠军、某某运动员球打得如何好、某场比赛的花絮，特别关注自己球队的胜负，那种集体荣誉感、自豪感、归属感写在职工的脸上。那些球技高超的队员成为人们追捧的明星，知名度比厂领导还高。当然，球技好又帅气的男青年，成为很多女青年的心仪对象，她们多情的目光追逐着场上喜欢的、熟悉的身影，爱慕之情悄悄发芽。而那些

　　明星”的女朋友大都是容貌姣好的漂亮女青年。的确，在那个经济和地位相对平等的年代，女青年择偶确实没有什么好比较的，比钱比房比车那是很多年之后的事了。现在想来，那些球场上的怦然心动和默然相爱，比今天嫁房子嫁车子嫁金钱的物质爱情多了一分真淳真诚和感动。比赛时，职工蜂涌到灯光球场，人头攘动，呐喊助威此起彼伏，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，欢呼和叹息交织错落。这些热烈的声音在厂区回荡，很多上班的职工都放下工作

　　溜”到球场，一饱眼福。那时，人特单纯，心机少，不设防，不遮掩，极易流露本真的性情和爱憎，常常为一件事奉上自己的青春和激情，即便这件事与自己多么不相干。我才入厂时，参加过一次单位的排球比赛，令我沮丧的是，打了十来分钟就被换下了场，这可能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正式比赛。不过，令我开心的是，得到了一套蓝色运动装，穿了很多年，一直到绒布磨出了小洞。后来，厂里的这种比赛越来越少了，即使有，观众也零星、寥落，人们更关注、更热心其它的事物，比如，分房，涨工资，奖金，文凭，职称，仕途，而集体比赛则成为事不关已的鸡肋，那种曾有的球场时光在时代的萧瑟和喧哗中徐徐谢幕。

　　除了厂矿，江油城里也有灯光球场。在江油文化宫的对面，昌明河畔，就有一个可以举办足球比赛的灯光球场，也叫老体育场。我去过几次，为长钢足球队加油。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就是看海灯法师武术表演。当时，出生江油的海灯如日中天，声誉鹊起，已是全国武术名人，

　　集电视连续剧《海灯法师》正在全国播出，其二指禅、童子功被誉为武林绝学、武功秘笈，炒得神乎奇乎。表演是在晚上，就在球场中间的场地，既未搭台，也未围栏。来的观众不少，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，感觉就像艺人跑江湖扎的场子。先是他的徒弟表演一些拳脚，然后瘦骨嶙峋的海灯穿着灰色袈裟出场。他拿着一支红樱枪比划了几下，就草草收场。我这个外行也许看不出门道来，但颇有几分失望。进入八十年代，随着时代的嬗变，那个曾经温暖无数人漫长寒夜、曾经照亮生活的荒芜和丰饶的灯光球场，耗尽了时代落差发出的最后一度电，渐渐黯然下来，随同黯然下来的还有我们心头的那只荧火虫。